“某些有关官员隐瞒实情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雷颐在《历史的裂缝》中讲到了这样一个故事：1896年5月李鸿章作为清廷“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去俄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之前在莫斯科的霍登广场举行的群众游艺会，发生拥挤惨案，造成近两千人死亡。当时的俄国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在《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一书中回忆说，李鸿章见到他后，仔细打听有关消息，并问维特是否准备把全部详情禀奏皇上。维特回答说详情已经呈报。
李鸿章听后竟连连摇头：“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哪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然后他又自问自答道：“您说，我干吗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对此，维特这样写道：“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
在同时代官员中，李鸿章相较而言还是少有的开明有识、敢于任事之人。从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不认为隐瞒疫情不好，反将此作为一种值得夸耀的经验对外人宣扬。揆诸古今，这种“官风”在中国早已相沿成习。正是这种“文化”的巨大力量，使“法治”真正实行起来阻力重重，公民个人权利常遭忽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