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是如何发现错案的

　　“岁月是由各人经历的，无论你身在何处，都是活着。我能出狱非常棒，我想我赢了，我是一个赢家……”

　　这是美国达拉斯郡人詹姆斯·伍德沃蒙冤入狱27载，今年4月29日重见天日时发出的感慨。这其中有什么样的辛酸感怀，外人并不一定能真正体会。 
 
　　然而，为什么当代司法发现冤错案件如此之难？伸冤之路如此之漫长（27年已创美国冤错案关押时间的新高）？则是值得每个人深思的。

　　据外电报道，1980年圣诞节伍德沃同相识7个月的女友琼斯约会，之后琼斯遭遇强奸和谋杀，并被抛尸沉河。几天后尸体被发现，伍德沃因关键证人——琼斯的继父的指控旋即被捕。他大呼冤枉，并拿出了有力的阿里白——不在现场之证据，证明他当晚同琼斯分别后又赶到30英里外同另一女子欢度春宵。另有一名目击证人也告诉警察，他当晚看到琼斯同3名可疑的男子聚在一起。

　　但是，关键证人在警察局成功地辨认出了伍德沃；而且外围调查发现他在10多岁时就干过盗窃的营生，这样的前科“污点”显然对被告人大为不利。那时是美国搞刑事“严打”的年代，有效的阿里白并不为警方重视。最终，伍德沃被送上法庭，陪审团认定罪名成立，判处终身监禁。

　　入狱之后的伍德沃仍然拒绝认罪服刑，因故永远得不到假释；他长期坚持申诉，向任何可能帮他洗冤的人。他多次写信给达拉斯郡的地方检察官，1984年7月的信写道：“在我的案件中有两个被害人，一个是被谋杀的被害人，另一个是我自己。我确信只要本案得到充分调查，错误就不会发生。”1985年3月的信中又问道：“我真的想搞清楚，一旦您发现我是被冤枉的，是否会释放我？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请您把我带回达拉斯检察院，我愿意接受任何可能的考验以证无辜。”然而，本案是由陪审团判决的，检察官未曾考虑启动任何形式的重新调查。

　　直到美国的“无辜者计划”介入，事情才呈现转机。那是一个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民间运动，旨在借助DNA检测等方法纠正误判。该项目在达拉斯郡始于2001年，总共遴选了40多起申诉的案件进行复查，伍德沃案属于其中之一。复核的结果表明，本案中留存的DNA证据根本不是被告人的，原控方的关键证人亦很难为情地承认指证有误。由此可见，伍德沃根本不可能强奸琼斯，也不可能实施谋杀。这样才出现了前文伍德沃沉冤昭雪的场景。

　　伍德沃是幸运的。在达拉斯郡同样幸运的还有17人，他们都受惠于“无辜者计划”，而且所涉案件中都妥善保管有原始证据可供DNA检测。相比而言，达拉斯郡发现错案的数量之所以处于全美的领先位置，正因为该郡陈年旧案的大量物证都得到了保存，使得DNA检测纠错成为现实。而即便在该郡，由于部分案件的证据年久缺失，至少有500名喊冤者永世难以翻案。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甚至断言，“究竟有多少人可能被错判？任何人都无法说出准确数，可能很多很多。伍德沃先生决不是最后一个！”

　　伍德沃又是非常不幸的。他被无辜羁押的时间最长，一生在虚耗27年光阴后才重新开始。岁月蹉跎，人生几何？年过五旬的时候出狱，社会上的一切对他都很陌生。他不知道什么是手机和电脑，不认识周围的人们，他盼望组成一个家庭，而心里清楚绝大多数妇女视他为一件残次品。

　　无论如何，刑事错案都是人类司法的顽症。只要司法是由世人主宰的，错案就不可能完全避免。从这个角度来看，如何有效地发现错案，已经成为当代全世界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美国的“无辜者计划”在这一方面可谓独树一帜，它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魔法水晶球”——DNA检验等物证方法，使司法人员能够到过去的时间中旅行，去重新审视某些从前作出的定罪判决。这一切已经构成了一套操作性很强的发现错案机制。诚然，它也有明显局限。

　　笔者脑子中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假设。假如伍德沃案发生在中国，有没有可能被发现是冤案？众所周知，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推翻已生效有罪判决的方式是启动刑事再审程序，法定事由则限于发现原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然而，司法实践中发现错案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典型的模式通常是“先有‘真凶再现’或‘被害人死而复活’，再有纠错”。这些时候再审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发现错案的功能形同虚设。概言之，我国现有发现错案的机制几乎流于形式。

　　这也是一个月前最高人民法院举办的“刑事再审及减刑、假释改革专家研讨会”上的通识。当时会议的组织者曾经提出过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我国刑事司法中找不出先启动刑事再审改判、过几年后“真凶再现”或“被害人死而复活”的案例？其实答案正是，我国缺乏发现错案的有效机制。在这一方面，美国的做法为我国有关司法改革提供了重要参照。当然，它还仅仅是一个需要大力批判改造的学习样本。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