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重灾区”源于资源紧张 “多难兴邦”不甜蜜

　　如果地震发生前，上帝问哪儿愿意是震中，哪儿愿意非震中，也就是谁愿成重灾区，死的人多些，损失惨点？我想，除了脑子进水，恐怕没人愿意选“重灾区”。但震后就不同了，有的地方领导要申请“重灾区”，而且说宁可让人觉得“没面子”也无所谓，有这种想法和做法的还不是个别的。 
 
　　奇怪吗？

　　不奇怪。因为四川汶川大地震给甘肃、陕西、云南等地同样造成了严重破坏和伤亡。可由于媒体更多地聚焦于“震中”，一些次震灾区在物资救助、志愿者帮扶、社会关注等方面有被“冷落”的感觉，也就吃亏了，不公平，而且是那里的受灾老百姓吃亏了，当领导的是站出来“为民请命”，当然理直气壮。

　　有专家学者评说，新闻学中有个“议程设置”理论，说的是媒体的报道，常常能够为民众设置话题的议程。媒体在救灾中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但过分依赖于媒体此种作用的“副产品”就是：当全社会都在媒体设置的议程里热情高涨的时候，另一些人很可能在镁光灯照不到的地方哭泣。平等的生命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这的确是令主张公平正义的大众传媒非常尴尬的事情。那怎么办呢？除了呼吁媒体更深入采访调查，踏足每一个因灾情而急需救援的县镇村庄外，更需要政府相关部门，不能按照媒体乃至舆论的“议程”来做事，要通过政府架构的独特体系了解所有的灾情信息，能够作出系统的整体部署。换句话说，抗震救灾一盘棋，不抛弃任何一处灾情，不放弃任何一个灾区群众，这是公权部门的担当。

　　其实媒体也有媒体的难处。有从灾区回来记者对我说，太惨了，到处是废墟，到处路不通，我们除了在住地周围转转，想走远点是不可能的，没有越野车。人家实力强的自已开来，有钱的都市报每天花大价钱租车跑，我们干瞪眼。大媒体尚且如此，何况别的同行兄弟，报道的面怎么可能复盖整个灾区？更其实，我们一往无前的军队、铁军在起初开进时也相当困难、相当缓慢，光是进入县城就不容易，到向乡村开进，那都是多少天以后的事了，有的地方还要等到空降兵到来，即便如此，谁敢说一个角落也没拉下？要知这是大地震，是突然而来的空前大灾难！救灾的尚且还有被“次灾”吞掉的。一架救援直升机刚出事，十几人下落不明。在这时候讲“公平公正”，总觉得有点不合时宜。首先是老天爷不公平，凭什么要在我的家乡地震，你就不能换个地方？可换哪儿呢，换东北、东南？上海、北京？这也不厚道呀，“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当然最好是老天帮忙，年年岁岁风调雨顺，太平无事，这可能吗？因此，与其怪责媒体的“从众心理”与“惯性报道”，不如展开“自救”加以弥补，包括舆论的自救和行动的自救。面对许多人要捐资盖学校、收养孤儿，许多企业积极捐助救急物资，还有的企业则开始着手帮助灾区发展现代规模化农业、有的地方还与灾区结成“一帮一”的对子，灾后要做的工作很多很多，够我们忙乎的。

　　但是，也要看到，各类救灾资源不是无限的，不同地方的灾情信息是瞬息变化的。你瞧，南方又闹大水了，也死人伤人了，而且还只是开始。如何实现救灾资源的合理配置，这需要在救灾过程中不断分析调整。有人还提议进一步出台救灾应急法律，确保形成灾害预防制度体系，等等，为的是长远打算。总之，我们没有时间“磨牙”。

　　“多难兴邦”，细细品味，绝对不是甜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