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生之于母校的荣与耻

　　作者：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除非一天学没上过的文盲，差不多是个人就有母校。母校虽然不及母亲对一个人来得重要，但在人的一生中，影响绝对非同小可。人的社会化过程，有多半是在各个层次的母校中完成的。就像一般人都觉得学生时代的人际关系比较单纯一样，母校对于自己的学生，不应有人情冷暖，人面高低；学生对于母校，按道理也应该是不嫌母丑，不嫌家贫。这其中，母校的人都是从事教育事业的，理所应当做得更好一点。

　　凡是毕业出去的，做得好，固然可喜，可以引以为荣，但做得不好，比较潦倒，甚至犯了错误的，也犯不着引以为耻。只要在这个学校里学习过，而且毕了业，就说明这个学生已经完成了学业，没有犯什么大不了的错误，是个合格的学生，作为母校的领导和老师，严格说来，只有引学生的成就为荣的份，而没有以什么学生为耻的资格。从某种意义上说，毕业出去的学生之耻，就是母校老师之耻，我们可以为那些犯了错的学生感到难过，但绝对没有资格大剌剌地放言，哪个学生是我们学校的耻辱。

　　毕业时是个合格的学生，不等于毕业出去诸事遂顺，无灾无害过下去。人是会变的，毕业时老实孩子，在社会上混迹多时，也许可能变成一个违法犯罪分子，毕业时的成绩不怎么样的学生，很可能出去以后混得相当好。更为可能的是，某些看上去事业很辉煌的毕业生，亿万富翁，说不定哪天破了产，一贫如洗，某些政坛高官，声名显赫，一个马失前蹄，突然之间变成了腐败分子，从九天之上堕入九地之下。这些上天入地的变化，母校实际上都是无能为力的，混得好的学生，可以说自己的成就都归功于母校的栽培，但母校的老师自己不能跟着这样沾沾自喜，否则此人突然混不好了，跌入十八层地狱，那老师是不是也该分担一点责任？

　　所以说，现在的学校，尤其是学生最后走向社会的台阶———大学，不能太势利，对于能给自己学校带来荣誉、资金和各种资源的著名校友，引以为荣固然可以，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也是人，谁不喜欢往自己脸上贴金呢。校庆聚会，毕业生返校，给著名校友一点优待，加点荣光，捧上一捧，也无可厚非，谁让这些人给母校做贡献了呢？投桃报李，人之常情。可是，千万不能动辄说哪个毕业生是我们的耻辱，否则人家要问你们凭什么呢？如果你们觉得此人早就不怎么样，那么当年你们为什么让他毕业？

　　最近，我们著名的北京大学的毕业生里，出了两个知名人士，一个是遇险先逃的教师范美忠，一个是国家开发银行的副行长王益。前一个，他的母校的领导已经放出话来，说是引以为耻，后一个，多少年来一直都是北大的光荣，现在此公出事了，母校的领导什么也没有说。我看，什么也别说最好，而且连前面说的也应该收回来。做事，要像一个老师的样子，别让自己的学生寒心。

高官王益被双规 北大有勇气宣称以他为耻吗？

　　如果范美忠的逃跑行为真让北大历史系感到耻辱的话，那王益的落马更应让北大历史系感到耻辱了。范美忠的逃跑固然不道德，但在客观上并没有对学生造成伤害；范的自辩固然可恶，但那至多是一种言论之错。而王益就不一样了，他不仅失德而且涉嫌违法违规，并且涉嫌违法的情节可能还相当严重，涉及的数额可能很巨大，危害可谓不小。范跑跑之恶与王益之恶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那么，以范跑跑为耻的北大历史系，是否也当以王益为耻呢？

　　估计北大是没有勇气（或者不敢）说“以王益为耻”的。首先，北大历史系一直以来，是极其推崇这位功成名就、身居高位的毕业生的，且一直以王益为荣。北大BBS上一篇名为《北大77级后部分优秀校友一览》的文章中，“王益，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78年考入北大历史系”赫然在目，王副行长被置于非常显要的位置。北大110周年校庆时，王益也以特别嘉宾的身份被邀请参加校庆“110+30”校友论坛，获得这种荣誉的都是有特别成就的校友。甚至连张维迎老师都曾经激动得语带哽咽地尊称王益为“我们敬爱的王益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