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外资崇拜的根源与后果

　　晨报评论专栏作者 梅新育

　　在开放经济环境里，一国固然可以更加广泛地利用国际资源求得自身发展，但同时也要面对外部输入的额外的不确定性，经济、社会潜在的波动性加剧，政府反危机对策也会受到种种掣肘，甚至作为资源引进的外资、进口货物也有造就宏观经济波动的风险，资产市场的外资流入尤其如此。在房地产市场，外资流入可能推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这些国家主要经济中心城市(如上海、胡志明市)房价上涨远远超过普通居民购买力；在证券市场，外资大量流入加剧了市场易变性。在《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一书中，笔者总结了外国机构投资者加剧新兴证券市场易变性的以下机制：降低新兴市场定价效率，国际利率变动，溢出效应和危机传染，操纵市场。特别是最后一点，由于发展中国家股市规模往往不大，如2007年末胡志明交易所市值不过225.7亿美元，国际上稍大一点的基金便足以影响其起落了，外资操纵市场的风险甚高，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外资崇拜进一步加强了外资操纵市场的能力。

　　西方机构投资者本来就在资本、全球投资分析等方面拥有较强实力，新兴市场东道国又常常给予外资超过本国国民的待遇，在新兴市场国内投资者眼里，外国机构投资者对经济基本面和投资价值的变动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因此，外国机构投资者时常在新兴市场上扮演“头羊”角色，带动其他投资者作出过度反应，加剧市场波动。甚至在一些发达国家，来自“中心国家”占优势的外国机构投资者也往往能掌握更多信息，包括内幕信息，索罗斯在法国兴业银行私有化内幕交易案中扮演的角色就说明了这一点。即使国内投资者的私人信息与外国机构投资者的行动恰好相反(如国内投资者获取的私人信息属于利好而外国机构投资者却在抛售)，国内投资者也往往会断定外国机构投资者已经掌握了不利的私人信息而效仿其行为。

　　在越南此次危机风潮中，一些投资者的外资崇拜和西方大型投行的话语权暴露得相当充分。这场风潮本身就是因为摩根士丹利一纸报告而迅速加剧；在危机爆发之后，不仅一些股民继续将希望寄托在“电视上说这些大行都对越南有信心”，一些越南官员的安民告示也以外资流入作为主要论据，如越南计划与投资部副部长高越生6月21日讲话，主旨就是声称2008年上半年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金额创历史最高纪录，表明外国投资者对越南仍有信心，云云。这些做法可能是救一时之急所需，长久看来却会使得越南在泥潭中更加难以自拔。

　　越南如此，中国也不例外。我们经常抱怨外资话语权过大，但外资过大的话语权是我们自己奉送的，它植根于对西方的盲目崇拜，有什么样的土壤就长出什么样的花，这种盲目崇拜存在于我们的政府部门，同样存在于我们的投资者、评论家当中。在一些抨击平安再融资和QFII话语权的文章里，我看到，作者立论的依据是“美国上市公司挂牌交易后要过18年才有资格再融资一次”之类传闻，盲目崇拜西方的文字随处可见。既然我们的投资者、我们的评论家对西方都是这种盲目仰望而不是冷静审视的眼光，又怎么能责怪那些给自己涂抹上海外油彩的QFII们拥有左右市场乃至决策的影响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