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木銮：学习华东放权经验广州尤有可为　

　　在广州市委九届五次会议上，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七次脱稿谈起华东。“不知不觉中，杭州金融产出的GDP超过了广州”、“我们与华东在优化软环境方面有很大差距”、“苏南很多地区城镇和农村的医保是一样的了”、“最大的收获就是在那里找到了差距，而主要差距就是领导干部思想观念的差距。”……

　　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去学习曾经落后于自己的城市，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担当的。

　　当然，可以看到，事实上，华东与广州的差距就在于放权的程度不同。比如说，杭州金融、创意产业之所以很成功，就在于敢于放权和推出新点子。对于华东的经验，最好的例子莫过于上海洋山深水港崛起的故事，这是放权的一个生动例子。

　　就港口发展，上海市政府在洋山深水港项目投建前就已经改组了港口体制，实行政企分开。上海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不再有行政职能，被授权从事港务经营和开发业务。之后，这个公司又进行股份制改造，吸收了大量有经验的同行作为股东。这为洋山深水港运作高水平做了铺垫。这是经济层面的放权。

　　而杭州现在表现不俗的文化创意产业是因政治、行政层面的权力下放而起。一个行政阶层中属于倒数第二层的杭州高新技术开发区出台了鼓励和扶持动画产业发展的文件。按这个文件要求，区财政每年投入2000万元，用于搭建动画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动画作品原创等。

　　事实上，更早前的温州市，也是从权力下放、企业自主的角度入手创造了中国的一个纪录。

　　如果把时间的维度放得更远一些，广东的发展也是靠放权起家的。遗憾的是，受外围压力的影响，近来，广东省放权的速度有点放慢。越来越多的官员讲究自己的官位升迁，越来越多的人把眼光放在可能提拔他的上司身上，于是，权力在变相地上收，主管官员不愿负责任、扯皮的现象越来越多。简单的例子如广州荔湾区区长周亚伟所说，环卫工作有市管的，有区管的，还有街道管的。因此，许多行政成本都耗费在协调和争执之上。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也直言，“我们政府内部的运行效率也不高。比如一些民生问题，需要拿出像样的解决方案时，相关部门就会无休止地争论和扯皮。就是在这种不知不觉中，我们被人家超过了。……我们确实要好好反思我们的工作效率、工作态度、工作精神以及责任意识了。”

　　相隔不远的香港，同一事项由一个行政组织来完成。这个组织可以自己完成这项工作，也可以考虑外包出去。这样不仅是不存在协调成本，还可以用各种灵活的方式来节省经费。更重要的是，出了事情追究责任也方便。人民对此类事项的问责也更简单。

　　不过，亡羊补牢尤未晚。广州市长张广宁称，广州在城市管理模式上要权力下放给区里。希望每个区都变成一只“小老虎”。而广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潘建国则认为，可以在不违背国家政策的前提下，把各区为主体的投资项目，全部交区政府备案，无需再由市政府核准。

　　相信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作者系香港城市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