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人们误解了茅于轼先生

　　在国外，无论是私立高校还是公立高校，捐赠都是最主要的一个渠道，学费收入都是充当一个补充性的角色。在学校这个微观层面上“劫富济贫”，掩盖了政府和社会的失职。

　　1月5日，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演讲时讲：目前的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应该通过提高大学的学费，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金，这是解决穷人上学问题的最好办法。如果高校学费降低，是让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富人搭了穷人的便车。茅先生还将相同的思路用于电费问题，主张提高电价，然后将部分收入用于补贴穷人。

　　其实，主张通过提高高校学费的办法来解决穷人子女上大学困难的观点在“经济学家”口中已不是第一次听到了。2006年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就在一个座谈会上抛出这样的观点。

　　哲学家叔本华曾经说过：只有真理是我的北斗星。茅先生也曾经说过：“人民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我丝毫不怀疑茅先生的动机、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勇气，但良好的动机与认识是否正确之间毕竟是两回事。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高等教育这种服务，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因为从对这种服务的购买活动中获益的不仅是购买者自身，还包括社会。对高等教育服务的购买是一种投资活动，结果形成人力资本。一国的人力资本或一个人的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或个人最宝贵的资本，远比物质资本重要，所以我们说“教育立国”，“再穷也不能穷教育”。政府应该通过收取税收的途径来强制性地筹集一部分经费，而且这部分经费和社会捐赠应该成为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因此，我们需要从三个方面来筹集高等教育经费：财政渠道、社会捐赠和学费，世界各国莫不如此。

经济学家在代谁挨骂

　　某著名经济学家日前在一个论坛上发言说，如果高校学费降低，是让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这个便车。他认为，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学费，通过提高的学费，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同样的道理，他也主张电价上涨(1月6日《南方都市报》)。

　　实际上，这已经不是经济学家第一次表达此类观点了；就在近期，相当多的能源专家也认为，在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前提下，油价、电价也应该随行就市地上涨，以反映市场真实的状况。片面地指责经济学家是不公正的，他们只是按照自己掌握的知识和资料做出合乎逻辑的判断。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判断与民众的直观感觉大相径庭？

　　冷静的读者能够注意到，无论是上述这位经济学家还是主张能源涨价的专家，他们的主张都有一个前提，即对涨价过程中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进行补贴。在“高校涨价论”中，该通过奖学金、助学贷款等形式接受补贴的是学费负担过重的贫困学生；在“能源涨价论”中，则应当对出租车、公交车等提供公共服务的弱势群体进行油价补贴。

　　恰恰是这些补贴的不到位，导致民众对涨价的痛苦啧有烦言。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上不起学的青年及其家庭的痛苦挣扎，是被高油价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公交系统和出租车司机群体。很多舆论把矛头对准了涨价本身、要求涨价的经济学家及其理论基础———市场化，却忘记了他们所攻击的是一个被断章取义的团体。

且慢向茅于轼先生“拍砖”

　　继发表“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言论而遭广泛批评之后，茅于轼先生再次发表支持大学学费提高和支持电力涨价的惊人之语。在平面媒体未及做出反应之前，网络上的网友留言已经是“板儿砖”横飞，批评、责难、讥讽甚至谩骂，在留言中占了绝大部分比例。

　　在“上学难，上学贵”的长期舆论定式之下，又逢CPI连续数月拉升不止，“涨价”一词已经成为公众心理和社会舆论最敏感的神经，茅于轼先生于此时发表支持大学学费和电力涨价的言论，想必也是做好了承受批评的准备，况且前有“为富人说话”的惨痛经验。

　　作为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当然不会没有根据地就如此敏感的问题信口开河。对于支持大学学费提高，茅于轼先生给出了如下的理据：“目前的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如果高校学费降低，是让不穷的人，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这个便车。”而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通过提高的学费，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孩子上学的问题。

　　就一般原则而言，这样的想法确有道理。虽然目前中国普通高校学费已经高达5000元以上，部分热门专业甚至达到万元以上，但相较于学生培养的“生均”综合成本而言，却是“入不敷出”。根据不同口径的统计，高校学生学费占“生均成本”比例，有25%、30%或60%等多种数据，但无论如何，学费低于成本，却总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倒挂”现象的存在，必然意味着每个入学的学生，均享受着国家财政或其他渠道经费所给予的“暗补”。

看不懂涨学费能让穷人上得起学

　　在“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作演讲时，茅于轼称，他赞成提高高校学费：在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通过提高学费来增加更多的助学贷款和奖学金，才是解决穷人上学问题的最好办法。(国际在线1月6日)

　　茅于轼的上述说法，出发点似乎是同情穷人孩子，想要帮助他们。但是，在现有条件下提高高校学费，到底能给穷人孩子带来什么？

　　先看看助学贷款。贷款是向银行贷款，而增加的学费是给了高校，高校收入的增加，如何会变为银行贷款的能力和信心的增加呢？莫非高校会把一部分学费转交给银行，或者承担学生不能还贷的风险？显然，这是不可能的。而学费增加了，上学的总成本会增加，增加贷款额度，会让眼下上学筹资方便一些，但其毕业后还贷的负担将随着学费的提升而增加。

　　帮助穷人孩子上学，只是关注穷人、帮助穷人的一个方面，却不能解决因高学费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许我们还记得因扛不住工作重压而自缢身亡的华为员工张锐。张锐其实早已感受到自己适应不了华为的工作，两度想要辞职，但因上大学时欠下了5万多元的债务，父亲下岗，母亲又没有工作，家里才劝他坚持，他也别无选择，直至精神崩溃。不是那沉重的债务，张锐至于用生命去扛工作重压吗？帮助大学生完成学业是好事，但让他们背上太重的债务，无疑是不人道的。

富人搭便车论是对公共产品的误读

　　搭便车理论首先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曼柯·奥尔逊在1965年发表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利益和团体理论》一书中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此后，搭便车理论屡屡被人提及，被用于指获得利益而逃避付费的行为。

　　但是，搭便车理论在我国一再被曲解和误读。据报道，经济学家茅于轼1月5日在广州某大学演讲时指出：“如果降低高校学费，是让不穷的人、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这个便车。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学费，通过提高的学费，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茅于轼说：“电费应该提价，然后用提高最低生活标准的办法来补助穷人。”

　　按照茅于轼的说法，无论学费还是电价都应该比照富人的标准定得高一些，让富人承担更多的成本，然后，用节省出来的资金去补贴穷人。那么，以穷人或富人的划分来制定学费或电价收费标准的做法是否合理呢？实际上，笔者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国家如此界定公共产品的价格。尤其对于学费而言，凡属公共产品应承担的部分（如义务教育等）在任何国家都是由公共财政承担的，而公共财政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并不针对穷人和富人分别对待——整个世界范围内皆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