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看病最不贵是谁的观念有问题

　　在“看病难，看病贵”的民间共识下，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称“看病最不难最不贵是中国”(《新快报》2月19日)，可谓一语惊人，它与“高校学费不够贵”、“房价并不高”等“精英话语”具有同样的爆炸效应。

　　作为广州市政协委员，曾其毅副局长18日为当前的看病难与看病贵问题“把脉开方”。他表示，他“走遍全世界”后发现，中国专家门诊的诊金是7元，但国外要请一个医生看病，诊金是数百元。曾副局长认为，所谓看病难与看病贵，实乃国人的观念有问题。他为此打了两个比方：“喝一次茶要多少钱？大家对生命、医疗技术不够尊重，所以就觉得看病贵，修一个人一百多觉得贵，修一个机器、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却没人觉得贵，这是价值观不对。”

　　曾副局长的话看上去似乎很有道理。在中国，看一个专家门诊只需区区7块钱，人人都出得起。但曾副局长说的好像就是“看病”不贵，而不是“治病”不贵。用一个简单的推理式，可以将曾副局长的话解读为：病人挂号最不难最不贵是中国，在中国只要几块钱就可以挂一个专家号，在国外却要几百块——我们没有“走遍全世界”的经历，姑且信之吧！

　　由于曾副局长打的比方很前卫，反而使我们发现了“看病难”的新问题。我们都相信，喝一次茶的消费可以挂很多次号，修一次汽车的几千块钱可以挂无数次号，但并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病人在挂号时表现得吝啬啊，他们并没有舍得修车不舍得修人啊，怎么会是观念有问题呢？通过比方，我们当然知道，曾副局长主要还是想说明在中国“修”一个病人其实也不贵，比修一辆汽车便宜多了——救命与修车相比，多花钱救命才能体现对医疗技术的尊重。

　　“修”一个病人花费一百多元觉得贵，修一辆汽车花费几千块钱觉得不贵——不知道这个结论事先是否经过了调查，但我知道那些“观念有问题”的人们在生病时基本会放弃去酒楼喝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没有属于自己的汽车可修。

　　看病不难、上学不贵、房价不高，这样的“精英话语”非但不能说明公众的观念有问题，反倒道出了少数社会精英的观念有问题——推卸责任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我们的精英在与发达国家比较民生消费价格时，常常习惯于选择性与回避性。例如在比较看病谁更贵时，回避了有些国家的诊金可以管用几个月甚至一年，回避了国民之间的收入比以及开不起汽车的穷人；呼吁人们尊重医疗技术时，回避了我们“以药养医”与“以械养医”的潜规则还没有打破。

　　当然，曾副局长也提到，国外看病是个人、国家和雇主各出一部分，中国是全部由病人自己出，所以觉得看病贵。但这正好说明曾副局长的观点是矛盾的——全部费用由患者自行承担而觉得贵，应当是体制有问题，怎么会是“观念有问题”呢？

中国看病最不贵论凸显精英草根脱节

　　在今日中国，对大部分民众来说，“看病难，看病贵”，可谓一个痛彻骨髓的铁一般的事实，凡是有过看病经历的人都会有所感受。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出“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这样的高论，如果不是刻意为既得利益集团辩护，则必然是在无知方面特别出类拔萃，对社会中下层民众的疾苦格外隔膜才行。

　　政协委员曾其毅副局长属于哪种情况？我不愿意怀疑别人的动机，所以我认为，他应该是属于后一种。在我看来，曾其毅的此番言论，折射出了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精英和草根的生活已经出现严重的脱节，大家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既然如此，精英对草根生存状况的判断，就必然会表现出无知与隔膜。

　　除了政协委员和副局长，曾其毅还拥有广州市儿童医院院长，医学硕士、管理学硕士，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广东省儿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市儿科学会主任委员……一系列耀眼夺目的头衔，当属精英无疑。他为何会和草根社会如此脱节呢？

看病贵不贵权力与权利的视角博弈

　　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称看病最不贵是中国。“所谓看病难看病贵，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他认为这是国人的价值观在作祟。他说：“喝一次茶要多少钱？大家对生命、医疗技术不够尊重，所以就觉得看病贵，修一个人一百多觉得贵，修一个机器、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却没人觉得贵，这是价值观不对。”(2月19日《新快报》)

　　以喝茶修车来与看病进行类比，这本身就存在着特定的悖论。茶可以不喝，车可以不修，病能不看吗？看病难与贵，说到底是公民的健康权是否得到充分保护的问题。权利无保护，即使价格再低廉，也会有无法承担物价之饥民，也会存在有病无法医治的民众。因此，看病贵不贵引起的争论，其实是权力视角与权利视角看问题的不同而引发的争议，其核心在于是否承认公民的医疗保障是一个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看病贵不贵，难不难，只要从权利保障的视角加以考察就一目了然。没有保障的权利，将公众抛于不确定之中，这是大家对于医疗恐慌的原因所在，这并不是简单地从就医价格的对比中可以发现的。副局长将看病贵不贵看成了价值观不同，仿佛用上阿Q的精神胜利法“我说你不贵，你就不贵”，就能解决国人的就医问题。我们尊重副局长发表看法的权利，但我们必须指出其发言是从权力的视角看待看病难的问题，于是难免与“权利觉醒”中的公众的看法相悖。没有保障的权利就不是真正的权利，公众正是从我国医疗保障不健全而感受到健康权利实现难的，一句价不贵的辩解，其实是无法满足公众对于健康权保障的期待的。

中国看病最不贵并不是混账话

　　2月18日，在广州市“两会”上，政协委员、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为看病难和看病贵“把脉开方”—— “所谓看病难看病贵，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他说：“喝一次茶要多少钱？大家对生命、医疗技术不够尊重，所以就觉得看病贵，‘修’一个人一百多觉得贵，‘修’一个机器、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却没人觉得贵，这是价值观不对。”(2月19日《新快报》)

　　这话一经报道，相信一定不招人待见。不过，仔细想想，这事不对呀！我将广州另一家媒体的报道拿过来比对，恍然大悟。原来在那句“看病最不贵是中国”的后面，还有一句更重要的“老百姓老要自己掏钱(看病)所以觉得贵”。曾副局长想说的是，中国看病的绝对价格不贵，但因为没有健全的医保体制，老百姓看病都要自己掏钱，当然就贵了。

　　冷静地看，这个说法是有些道理的。尤其是之后的呼吁很有见地——他说，在加拿大、美国等国家，医疗体制是互济共助式的，国家补贴多、市民都会买保险，雇主也会帮雇员买医疗保险；但在中国全靠老百姓自己承担，所以我国应该建立良好的共济互助体制，良好的医保机制。某种角度上讲，“很多人出不起不等于看病贵”，而在于社会分担医疗支出的机制有问题，这样的看法也未必就不是真知灼见。